过去20年,西方经济普遍经历了两次特大的“高膨胀衰退”(High—Inflation Recession)。西方经济学至今解释不了这种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怪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81年美国经济协会年会论文中,P·克拉克(P·K·Clark)就提出了“通货膨胀与生产率下降”(Inflation and the Productivity Decline)的论题。他援引的战后美国经济统计图表(附图1,见《美国经济评论》1982年5月号)显示:30年内,劳动生产率(Labor Productivity)与价格水平(Price Level)的趋势曲线趋于反向吻合,即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持续降低,价格水平同时同步持续上涨。但是,此后再没有更多的人来追溯这个“价格—劳动生产率奥秘”;并且,在克拉克文章中也没有阐明劳动生产率对价格的决定性影响,却倒过来叙述通货膨胀怎样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多年来,我们看到,西方经济学界对于“停滞膨胀”(Stagflation)的连篇累牍的解释,多是退到“收入决定论”上,把所谓“分配斗争”(Distribution—Struggle)即工会为提高工资的斗争和垄断集团以提高价格作为反击等因素说成是价格变动的起源。
劳动力再生产问题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有关章节中,早就揭开过劳动力再生产之谜。近30年来,西方经济学界盛行一时的人力资本论(Human Capital)和教育经济学(Economics of the Eduction Industry)所涉及的诸问题,归根结底是劳动力再生产问题。马克思指出,劳动力是人体内部用来生产某种使用价值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劳动力本身的价值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包括“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和“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的教育训练费用。(《马恩全集》23卷190、194、195页)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所面临的大量是普通劳动力问题。如他说的,当时的普通劳动力的教育费用“微乎其微”。
